在《贞观政要·论俭约》文末，有四段文字简要记述了岑文本、戴胄、温彦博和魏征等人的俭朴。作为官至宰相的大人物，他们之所以俭朴是因为清廉。试想，他们要是以权谋私的话，绝对不会落到清贫地步。所以，假如评选感动大唐的廉政人物，他们当之无愧地入选。不过，同是廉政人物，各人性格事迹不尽相同。本文将要推荐的是戴胄，且看他何以成为廉政人物。
史料记载，戴胄为人坚贞正直，办事干练，熟知律法，通晓文案。隋末，他曾任门下录事，得到纳言苏威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。隋炀帝遇害后，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，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。王世充试图篡位，戴胄直言劝阻，王世充点头同意，但觊觎之心并未收起。不久，王世充胁迫小皇帝为自己加九锡殊礼，戴胄再次劝谏，王世充恼羞成怒，将戴胄贬为郑州长史，让他与王行本一同守卫虎牢。稍后，王世充废杨侗而自立称帝，国号为郑。唐武德四年(621年)，秦王李世民攻克虎牢，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。
贞观元年(627年)，大理寺少卿(最高审判机关副职)出缺，唐太宗首先想到了戴胄：“大理寺少卿，是关系到人命的官职，戴胄清廉正直，正是最佳人选。”戴胄刚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，随即遇到一件麻烦事。有一天，长孙无忌应召参见皇帝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皇宫的东侧门，出了阁以后，走到东门口，守门的校尉才发觉。尚书右仆射(宰相)封德彝认为，守门校尉没有及时发觉问题，应当处死刑;长孙无忌失误带刀入内，应判徒刑二年，罚铜二十斤。唐太宗同意这个意见。戴胄反驳说：“长孙无忌带刀入宫，校尉没有发觉，同为失误;但臣子对于皇帝不能以过失推脱责任。按照法律规定：供奉皇帝的汤药、饮食、舟船，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处以死罪。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，这就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;如果依法处理，那么罚铜是不合适的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，是天下的法律。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，就可以徇私枉法?”于是下令重新审议。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，唐太宗默认。戴胄再次辩驳说：“校尉因长孙无忌而获罪，依法应当从轻处理;就过失而言，两者情节严重程度相同，而判决却有生死之别，这样肯定显失公平，我斗胆请求宽恕校尉。”唐太宗觉得戴胄言之有理，也就免除校尉的死刑。
展开剩余58%戴胄就是这样正直，凡事总是秉公而断，依法处理。哪怕自己意见与皇帝相左，只要有法理依据，他坚决据理力争，绝不曲意迎合皇上而枉法。当时朝廷大力选举人才，有人为了上进竟然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。唐太宗特地下诏，允许作伪者自首，凡不自首的，一经查出，死罪论处。不久，有一位作伪者事情败露，戴胄负责受理此事，依法判处此人流放，并报告皇上。唐太宗召见戴胄，当面斥责道：“我当初下诏令，说不自首者处死，你现在按法律判他流放，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说话不算数吗?”戴胄回答：“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，臣下自然无法干预。既然走司法程序，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。”太宗质问：“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，却让我失信于天下?”戴胄解释：“法律是国家为向天下人布信而定的，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。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，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，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，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。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，臣为陛下感到惋惜。”太宗顿时醒悟，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，并对他说：“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，你能予以纠正，我就没什么忧虑了。”
的确，戴胄参与办理任何案件，都以法令条文为依据，分析周密细致，逐条厘清罪证，言辞如泉涌，极富说服力。为了维护公正，他多次冒犯皇上直言。好在唐太宗是从善如流的明君，不仅没有迁怒于他，反而不断予以提拔重用。继大理寺少卿之后，戴胄升任尚书左丞，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又让他与魏征一同担任谏议大夫，检点朝政得失;贞观三年，戴胄升任民部尚书，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;杜如晦病逝后，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，仍旧担任民部尚书、太子左庶子、谏议大夫。贞观四年，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书，以民部尚书之职参与朝政，成为宰相级大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戴胄的官位不断上升，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严守法度，从不以权谋私，从不经营产业，除了法定俸禄及皇帝赏赐，没有任何灰色收入。所以，戴胄虽贵为宰相级大人物，却住着简陋的房子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贞观七年，当戴胄因病去世的时候，他家因为房屋简陋而狭小，竟然连祭奠的地方也没有。如此寒碜，皇上也不禁为之动容。为了哀悼这位清廉正直的大臣，唐太宗罢朝三日，下令官府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，并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。
现实生活中，不少人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，只要握有一点权力，就挖空心思以权谋私。相对而言，戴胄担任过朝廷重要部门吏部(管理官员)、民部(管理财政)的一把手，并且以民部尚书身份履行宰相职责;论地位与权势，不能说不显赫。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戴胄如此清廉?
或许有人认为，戴胄受儒家文化熏陶有君子操守，没有贪腐的动机，不想贪。其实，戴胄并不精通经史，任职吏部时，他奖掖法吏，抑制文士，颇受争议;况且自实行科举制以后，很多受儒家文化熏陶而入仕的官僚都沦为贪官污吏，可见儒学教化并非为官清廉的先决条件。或许有人认为，戴胄的清廉是因为他循规蹈矩、胆小怕事，不敢贪。在帝制时代，帝王拥有生杀予夺大权，惹恼帝王随时有生命危险，戴胄多次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言，表明他绝非胆小怕事的懦夫。或许有人认为，戴胄的清廉其实是政治生态使然，因为当时政治清明，不能贪。这个说法，无疑是有道理的。
不过，就戴胄而言，其清廉关键在于内因。《旧唐书》也好丹东股票配资，《新唐书》也好，在戴胄本传中并没有介绍他的廉政事迹，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记述他的两则秉公执法故事。透过两则故事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极为正直、极讲规矩、极度守法的人。古往今来，所有贪腐行为无不是违法乱纪行为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大凡讲规矩守法度的人为官必定清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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